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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冯斌的教育博客

鲁人版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园地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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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冯斌,滕州市墨子中学思想品德高级教师。中共党员,本科双学历,滕州市兼职教研员,滕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兼职培训教师,山东省教育学会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,入选滕州市“百行万人”人才库。山东省教学能手、枣庄市教学能手、骨干教师、滕州名师、明星教师、学科带头人,优质课获山东省三等奖、枣庄市一等奖,主持国家级、省市级科研课题,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、试题十余篇,参加《思想品德助学》、《中考复习丛书 思想品德》和《思想品德单元检测题》的编写修订工作,个人事迹多次在《滕州日报》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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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转自熊丙奇的博客)75%的高考升学率为何缓解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?  

2012-06-05 23:40:53|  分类: 其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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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

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 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

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 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 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

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 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100%都没有用。

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

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 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%都没有用。 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学校平等竞争,同时,调整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,从关注人才的学校、学历身份转到关注个体的能力与素质。 其次,必须切实推进教育去行政化,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,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,改革中高考制度。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:“放权”。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,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,政府向学校放权;建立现代学校制度,要求政府交出办学权,要求学校内部行政权和教育权、学术权分离;改革中高考制度,要求政府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,将招生权交给学校,将选择权交给学生。可以说,政府能否防权,直接关系到这些改革的成败,也关系到我国教育未来10年的走向。 再次,必须打破升学教育模式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。前年,我国上海地区学生首次参加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,就获得科学、数学、阅读全球第一的表现,令世界瞩目。可这一成绩却在国内被“嘲讽”,这表明,继续以前的基础教育发展思维,已经没有出路,只有把学校从升学教育中解放出来,让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、条件大致均衡,才可能提高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。 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锦标主义思维继续维持不均衡格局,制造择校利益链。我国2006年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教育法》明确规定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,可是,从该法颁布至今,我国义务教育均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没变,为追求名校升学率,政府部门还是乐意把资源集中到少数好学校;其二,在择校利益链中,地方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环节,一些地方政府借收取择校费来减轻自身对教育的投入,还有的政府部门则把不均衡作为权力寻租的资源,有不均衡,才有“条子生”。如果地方政府投入教育的思维不转变,我国更多家庭会陷入择校焦虑中,这将直接关系到对教育的评价。有调查显示,凡是择校解决得不错的地方,教育满意度都比较高,反之,就是教育整体水平比较高,但均衡问题没做好,教育满意度还是很低,比如北京等地,教育满意度就不高。 再次,政校不分,对教育和学校发展实行行政管理,导致学校千校一面,教育品质下降。我国教育“管评办”不分的问题由来已久,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就提到要推行政事分开,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,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,可这一《纲要》并没有得到落实,直到2010年颁布新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时,教育行政化问题还是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。学校教育有自身的规律,如果政府越权干涉学校办学,学校将失去个性、特色,也就难以培养出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。我国中小学和大学都存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,教育高度同质化,甚至空心化,这造成越来越多的家庭,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。调查显示,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保持20%以上的高速增长,2012年将超43万人。 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 

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 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%都没有用。 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

我国教育要提高质量、让老百姓满意, 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 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%都没有用。 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缓解社会的教育焦虑,必须直面以上问题。首先,必须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,这就要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,取消政府对民办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其实性政策,让所有学校平等竞争,同时,调整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,从关注人才的学校、学历身份转到关注个体的能力与素质。

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 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%都没有用。 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

2012年高考在即,据报道,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是900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。四年来,报考人数已经下降140万。与此同时,录取人数持续增长,从2008年的近600万,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,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,2011年为72.3%,2012年可达75%以上。(光明日报6月1日) 高考升学率年年在增,但是,老百姓的高考焦虑却有增无减。本来,按照上个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设想,扩大大学招生规模,将拓宽“上大学独木桥”,缓解高考竞争压力,给所有学生快乐学习、成长的空间,可是,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,在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75%的背景中,上大学独木桥,已经变为“名校独木桥”。同样,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增加(到2010年,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3.62%),加上适龄学生数减少,学生上小学、初中应不再是问题,可现实却是,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到择校中,相比10年前,学生的学业负担、压力有增无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在笔者看来,是由于人为的原因,制造了教育的等级、不均衡,加重了社会的教育焦虑。具体来说,有三方面。 首先,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,进一步强化大学间的等级差别,把大学和学历分为三六九等。从本世纪初,随着“985”工程的实施,我国部分高校校长、书记的行政级别从正厅提升到副部,这一做法对于大学的等级化,起到“立杆见影”的作用,大学之间本就不平等的竞争,变得更为不平等。而鉴于大学的层次差异,基础教育的目标,也从过去的“上大学”,变为“上一本”,在很多地区,不上一本,被认为没有上大学。这种情况发展下去,是令人忧虑的,道理十分简单,哪怕教育资源再丰富,最优质的最多10%,如果大家都追逐这10%的资源,再怎么扩大教育资源,就是高考升学率达到100%都没有用。 其次,在基础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,采取其次,必须切实推进教育去行政化,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,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,改革中高考制度。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:“放权”。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,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,政府向学校放权;建立现代学校制度,要求政府交出办学权,要求学校内部行政权和教育权、学术权分离;改革中高考制度,要求政府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机构,将招生权交给学校,将选择权交给学生。可以说,政府能否防权,直接关系到这些改革的成败,也关系到我国教育未来10年的走向。


再次,必须打破升学教育模式,推进义务教育均衡。前年,我国上海地区学生首次参加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,就获得科学、数学、阅读全球第一的表现,令世界瞩目。可这一成绩却在国内被“嘲讽”,这表明,继续以前的基础教育发展思维,已经没有出路,只有把学校从升学教育中解放出来,让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质量、条件大致均衡,才可能提高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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